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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講“人靠衣裝馬靠鞍”，衣服是無聲的語言。自打夏娃偷嘗禁果，以一片葡萄葉遮羞后，衣服便將人類與其他叢林野獸徹底分隔開來。歷經數千年演變，衣服早就從最初的御寒功能，拓展為審美這一抽象的標簽。《衣不蔽體：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服飾與身體》一書聚焦民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至今這三個階段國民的服裝習慣，配以生動的圖片，講述中國服飾百年來的演變及其與歷史潮流的聯動關系，從而得出結論：服飾不僅僅是服飾，而是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思潮休戚相關。衣服也不僅僅是為了蔽體，也是身份、階級、地位的象征。作者：禾刀《衣不蔽體》赤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民國至今已百年有余，國人的衣服譜系發展出旗袍、中山裝、綠軍裝、西服、喇叭褲、牛仔褲、T恤、夾克等。雖然今天已進入時尚年代，但國人衣著一方面越來越國際化，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最為傳統的特色，比如旗袍，非但沒有被淘汰出服裝譜系，反而成為彰顯東方女性神韻的絕佳載體。在王家衛的《花樣年華》中，張曼玉前后穿了23件款式花色各異的旗袍，著實驚艷。不過在近代歷史上，沒有哪種服裝比旗袍的命運更為曲折。辛亥革命后不久，“急切地越過打翻在地的清王朝的封建壇壇罐罐”幾成社會共識，然而“漢女”卻反其道而行之，紛紛穿起了旗袍，一時引發輿論驚詫，直系軍閥孫傳芳更是下令禁穿旗袍。對于女性興起的旗袍時尚，一直鐘愛旗袍的張愛玲認為，此乃“是為了男女平等”，因為此前女性是上衣下裳兩截式著裝，旗袍與男性長袍相近。旗袍之所以從當初的男女“平權”向往，上升為特有的審美，實際得益于那些“花街柳巷”的青樓女子。為了更好地招徠“恩客”，過去寬大的旗袍被她們改造得更加貼身，曲線愈發突出，給男性無比想象的側叉也越開越高。交際女性引領時尚，在中國歷史上早有先例。美國漢學家葉凱蒂在《上海·愛》一書中就曾指出，明清時代混跡于上海風月交際場所的知名交際花們對時尚極盡追逐之能事，其原動力當然不但是炫耀，而是借此抬高身價，以博取更多回報。雖然她們在道德上飽受社會輿論苛責，但這一群體追求時尚展現出的過人魅力，甚至也激起一些大戶人家夫人小姐的興趣和跟風模仿。長期研究明清社會史的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一書中也認同這一點，認為那些活躍在風月場所的頂尖“社會失足婦女”，很可能無意中扮演了女性時尚風向標角色。相較于旗袍的世俗化，中山裝一面世就帶有極為強烈的政治色彩。中山裝將人體上半部分裹得極為嚴實，甚至迫使著裝者必須挺起高昂的頭顱。中山裝充滿了集體崇拜的寓意，對人性的層層包裹，對外表直板標準化統一，自然也就意味突出曲線和性感的旗袍江河日下。在集體意識面前，任何個性化的嘗試不僅徒勞，有時還得付出高昂的代價。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春風吹拂大地。這不僅僅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松動，也是對傳統僵化意識的一次松綁。失去外力約束后，個性審美逐漸嶄露頭角。從皮爾·卡丹1990年登陸中國起，西服很快普及到社會的許多角落。在西方國家，這種服裝只是正式場合的禮服，而在中國，西服的禮儀意義與世俗功能交織，一些人甚至從事粗重勞動時也照穿不誤，對他們而言，西服不過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與西服、T恤和夾克等西式服裝一同重返國民服裝舞臺的，還有曾經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旗袍。有別于歷史的是，今天的旗袍已經不似過去那樣通俗化，反倒愈顯高貴，至少尋常時候很難看到，反倒是越是高端場合越能見到旗袍大放光彩。雖然國人對于西服敞開擁抱，但傳統服裝旗袍卻很難走出國門。同樣是旗袍，在中外女性身上還是有著天壤之別：國內女性可以更大程度彰顯中華女性的優柔之美，而外國女性再漂亮，旗袍就算再合身，但怎么看都會讓人頓生文化隔閡之感。作者赤樺認為，“服裝秩序，是國家政治秩序和經濟狀況的櫥窗”。人們衣著的變化，折射的不僅是審美觀念的變遷，還是社會文明發展的歷史烙印。透過服裝這扇社會的“櫥窗”，我們分明可以看到另一部無聲的歷史。審視近代中國服裝譜系我們還可發現，當服裝被強加賦予太多的象征意義時，服裝的個性色彩難免會屈服于外力，公眾個性審美難免會被壓抑乃至被打擊。或者說，當服裝的集體意識標簽意義趨于弱化時，實際意味著社會對個性審美的日益尊重。抑或說，當服裝回歸個性審美時，服裝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外在的美感，還包括心身自由舒適的釋放，這大抵是今天的時裝秀、選美等美麗經濟方興未艾的原因所在。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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